理性是什么意思（究竟什么是＂理性＂）

hacker 安全防御 2020-09-14 369 1 理性是什么意思究竟什么

1、理性的概念

从最简单的理解而言，理性（rationality）意味着某人做某事是有理由（reason）的。然而人们似乎总能为自己的行为找出理由，因此理性这一概念也长期饱受质疑。在社会科学中，人类的理性往往被视为无需证明的公理，进而构成了几乎所有社会科学理论的根基。然而事实上，不同学者对于理性的理解千差万别，这就使得很多社会科学理论无法对话甚至彼此矛盾。

在目前主流的社会科学研究中，有两种较为成熟的理性假设。之一种是经典经济学理论中的更优化理性。其基本假设是个体会在可能的选择中寻求更优化的方案。也即将个体视为更优化的计算器。经典的"理性人"、"经济人"概念即建立在这种假设之上。第二种是赫伯特·西蒙等人提出的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不同于更优化理性，有限理性假设认为个体的理性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个体会寻求足够满意（satisfying）而非更优的方案。在有限理性的指导下，人类为何如此行事（why do people do what they do）成为了当代行为科学和认知科学的核心关切。

著名雕塑“思想者”

2、理性的根源

无论是根据更优化理性假设还是有限理性假设，人类的行为都需理由，而理由的关键则是个体对好坏优劣的判断。一般认为，大部分被广泛接受的理由和理性都是演化的结果。和其他所有生物一样，个体更大的理性在于提升自己的广义适合度（inclusive fitness），即努力向后世传播自己（或与自己相近）的基因。由于亲属总是共享更多的基因片段，因此血缘关系永远都是最重要的社会纽带，人们会本能地倾向于保全自己的血亲。类似的，相比于外族，本族人一般共享着更多的基因片段，因此人类会倾向于保全自己的族人，这也构成了种族主义/民族主义的生物学/心理学基础。与此同时，为了提升自己的适应度，人类很早就演化出了互惠机制，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人类的利他行为。从群体的视角来看，人类的各种理性往往都是是上述狭隘主义和利他主义及其相互作用的结果。

理性向左，信仰向右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人类社会中存在有关权力和文化的实体或观念，人类的理性要比其他生物复杂得多。这是因为在人类演化的过程中，来自权力和文化的人工选择要比自然选择更为重要。在权力和文化的干预下，很多人类群体都曾陷入过事后难以解释的集体疯狂。也正是因为权力结构和文化基础的不同，全球化并没有完全带来不同群体的相互理解，相反"文明的冲突"愈演愈烈。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很难认为某一群体是完全不理性的。

当然，人类的理性还在演化过程中。对此，一些学者持悲观态度。他们认为，对于人类历史而言，现代工业文明太过短暂。因此，人类的大脑结构和心理机制很可能仍然停留在充满风险和危机的石器时代。这使得人类的理性无法适应现代社会与和平的环境。因此，阴谋论、偏见、冲动、好战等现代社会中的不良因素很可能仍然深深印刻在人类理性的深处。但也有一些学者要乐观得多，他们认为人类理性的演化终将跟上社会发展的步伐。当代社会中人类理性演化最成功的例子无疑是"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在物质匮乏且危险的环境中，人类会倾向于寻求强大集体的庇护并敌视外部群体；而在和平繁荣的情况下，人类则会倾向于自我和包容。这一过程在许多国家的发展中都得到了印证。

3、理性的限度

如果说有限理性是对更优化理性的修正，那么人类究竟为什么不能做出更优的选择？除了权力和文化等宏观结构的制约，人类的认知过程和心理机制也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可靠。

首先，人类的大脑并不愿意也不能够认真处理所有接收到的信息。除了在少数精力集中的情况下认真工作，人类的认知过程往往都是能"偷懒"则"偷懒"。这导致人类的理性之路充满了陷阱。举例而言，为了"偷懒"，人类大脑会给予更先接触到的信息非常大的权重。读者朋友可以快速估算一下1*2*3*4*5*6*7*8*9的结果，然后再让你的朋友估算算一下9*8*7*6*5*4*3*2*1。由于你们的大脑都过分依赖于最初几个乘号的信息片段，因此朋友估算结果很可能会远大于你。而这两个算式的结果都是362880，是不是比你们两个算的都要大很多呢？在心理学中，这被称之为"锚定效应"（anchoring effect）。

其次，人类在演化过程中形成的偏好并一定符合形式逻辑，这导致普通人的逻辑推理能力远远低于预期。正因如此，在逻辑上等效而但表述方式不同的信息可能产生截然不同的认知效果。举例而言，如果信息突出收益，人们往往倾向于保守；但如果信息突出损失，人们则倾向于冒险。这被称之为"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搜索"亚洲疾病问题"（Asian disease Problem）。

最后，人类的情绪能够发挥超乎想象的作用。在很多时候，人类进行认知和推理的目的本身就不是为了寻求更优的结论，而是为预设的结论辩护。这种被情绪干扰的思维机制被称为"热认知"（hot cognition）和"动机性推理"（motivated reasoning）。由于热认知和动机性推理，许多议题的争论并不基于证据和逻辑，而争论的某一方或多方很可能已经提前放弃了理性，因此也就不可能取得共识。在此，笔者很想举近期的例子，然而理性并不允许。

当然，除了上述几种机制，人类还面临着很多很多认知偏误。也正应如此，社会科学中仍然有很多的谜题值得去探索。承认理性的限度不代表放弃对理性的追求，质疑更优化理性假设也不代表全盘否定建立在其基础上的研究结论。正如某位大家所言，真正理性的做法，是将所有的既有研究当作"问题"而非"答案"。而预设答案的"动机性研究"就和动机性推理一样，往往经不起实事求是的考验。

参考文献：

Bolsen, T., Druckman, J. N., & Cook, F. L. (2013). The Influence of Partisan Motivated Reasoning on Public Opinion. Political Behavior, 36(2), 235-262. doi:10.1007/s11109-013-9238-0

Buss, D. (2015).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The new science of the mind: Psychology Press.

Chong, D., & Druckman, J. N. (2007). Framing Theory.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10(1), 103-126. doi:10.1146/annurev.polisci.10.072805.103054

Douglas, K. M., Sutton, R. M., & Cichocka, A. (2017). The Psychology of Conspiracy Theories. Curr Dir Psychol Sci, 26(6), 538-542.

Fukuyama, F. (2011).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 From prehuman times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Gintis, H. (2003). Solving the puzzle of prosociality. Rationality and Society, 15(2), 155-187.

Gintis, H. (2007). A framework for the unification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Behav Brain Sci, 30(1), 1-16.

Hodgson, G. M., & Knudsen, T. (2010). Darwin's conjecture: The search for general principles of social and economic evolu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Inglehart, R. (2018). Cultural evolution: people's motivations are changing, and reshaping the worl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unda, Z. (1990). The case for motivated reasoning.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08(3), 480-498.

Lupia, A., McCubbins, M. D., & Popkin, S. L. (2000). Elements of reason: Cognition, choice, and the bounds of rationa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edlawsk, D. P. (2002). Hot cognition or cool consideration? Testing the effects of motivated reasoning on political decision making.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64(4), 1021-1044.

Richerson, P. J., & Boyd, R. (2008). Not by genes alone: How culture transformed human evolu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imon, H. A. (1959). Theories of decision-making in economics and behavioral science.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49(3), 253-283.

Sunstein, C. R., & Vermeule, A. (2009). Conspiracy Theories: Causes and Cures*. Journ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17(2), 202-227.

Tang, S. (2020). On Social Evolution: Phenomenon and Paradigm: Routledge.

Tversky, A., & Kahneman, D. (1974). Judgment under uncertainty: Heuristics and biases. Science, 185(4157), 1124-1131.

赫伯特·金蒂斯, & 萨谬·鲍尔斯. (2005). 走向统一的社会科学: 来自桑塔费学派的看法: 上海人民出版社.

黄宗智. (2020). 建立前瞻性的实践社会科学研究:从实质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缺点谈起. 开放时代(01), 34-48+35-36.

马得勇. (2016). 政治传播中的框架效应——国外研究现状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政治学研究(04), 57-69+126-127.

萨缪尔·亨廷顿. (2002).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北京: 新华出版社.

汤灿晴. (2019). 利他与合作:传统解释与桑塔费学派的观点. 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33(03), 46-53.

王文宾. (2009). 演化博弈论研究的现状与展望. 统计与决策(03), 158-161.

韦森. (2019). 观念体系与社会制序的生成、演化与变迁. 学术界(05), 6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