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翼日渐丰满的蒋介石（蒋介石的成长）

民国时期，各个军阀的军费是怎么来的？

中国自古就有“皇帝不差饿兵”的说法，对于本质上为暴力机器的军阀军队来说，想让他们如红军一样，没有军饷，甚至吃不饱饭，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坚持打仗，还能打胜仗，无异于天方夜谭。

对于军阀部队而言，“当兵吃粮”才是天经地义的。因此，民国的诸多军阀们，为了保持自己的地盘和权势，当然需要足够的金钱粮饷以维持部队。至于为了更进一步或自保，参与军阀混战，“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军费也就更为重要了。

军阀割据的民国

那么，民国时无数的军阀部队的军费是从哪里来的呢？

之一，向列强借款。辛亥革命胜利后，依仗北洋军强大的实力，窃取革命果实成为大总统的袁世凯，以办理辛亥革命善后为名，向包括英国、法国、美国、日本等多国列强借了巨额债款，这就是著名的善后大借款。

这笔总额高达2500万英镑的借款，除了维持 *** 的运行，大部分都用于北洋 *** 的军政费。袁世凯利用这笔庞大的借款，扩充北洋军，贿赂收买其他军阀部队，从而不断扩充自己的势力范围。不仅是袁世凯，曾经当政的各时期军阀，或多或少都有向列强借款的经历。

善后大借款

当然，借钱肯定是要还的，而一直倚仗庞大的实力趴在中国身上吸血的列强更不会发善心。这笔庞大借款的代价，除了高额的利息外，还是以海关和盐税等为抵押。而这种模式，正是列强侵略中国的重要手段，中国 *** 权益也在一笔笔借款中不断丧失。

第二，压榨统治区内的人民。我们一直说，民国期间，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种“水深火热”，除了军阀混战、土匪、帝国列强、官僚买办等等势力压迫造成的灾难之外，作为直接统治者的军阀压榨，也是极为重要的因素。

民国收税单

为了维持奢侈的生活，扩充他们的命根子——军阀部队，军阀们无所不用其极，他们巧立名目，不顾人民死活，征收各种苛捐杂税，极力压榨统治区内的人民。民国时期的“民国万税”的说法，就是这么来的。因苛捐杂税导致家破人亡的平民，更是数不胜数。

有的军阀甚至贪婪到开始征收“未来税”，例如曾经统治热河的奉系军阀汤玉麟，在热河向民众收取的地亩税，一直延伸到1972年，几乎已经丧心病狂。

汤玉麟

第三，种植、贩卖 *** 所得金钱。自清末 *** 战争以来， *** 就成为危害人民健康和精神的更大毒品。但是，因为其强大的上瘾性和 *** 的不作为，使得 *** 在中国愈发流行。

而作为统治一方的军阀，他们不但没有遏制 *** 的流行，反而秘密或公开种植、贩卖 *** ，从而获取巨额利润。当时民国的军阀，绝大多数都曾因种植 *** 、贩卖 *** 获利。

抽 *** 的人

第四，财团支持。这方面的代表，也是最为成功的，就是大名鼎鼎的蒋介石了。北伐胜利后，掌握了军政大权的蒋介石，唯一欠缺的就是财源，而这时，通过与宋美龄结婚，联系上当时中国更具实力的江浙财团后，蒋介石正式羽翼丰满，成为当时民国势力最强大的一方。

蒋介石和宋美龄

正是有了江浙财团的支持，才有了金元攻势的无往不利，才有了蒋介石在蒋桂战争、中原大战等军阀混战中的辉煌胜利。并为蒋介石最终名义上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

当然，除了这三种最主要的方式，军阀们为了筹措军费，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有的如土匪一般公然抢劫，有的在统治地区滥发钞票银元，有的甚至对于封建王朝的古墓下手。

民国期间各军阀的军费是哪来的？

我们都知道北伐战争的主要目的就是声讨割据在当时的华夏大地的各路军阀。

军阀不可怕，就怕军阀有文化。当时的军阀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强盗、土匪、小混混出生，凭借着手狠、智商高而取得了一些地位，最后阴差阳错成为了一代军阀，典型的代表就是张作霖。

还有很多军阀是职业军人出身，在那个战乱年代，很多军人的地方被放的很高，那是一个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年代，很多军阀就是靠着自己的武力打出来了一片天地，然后在当地作威作福，很快就掌握了当地的财政大权，因为控制着当地的税收，所以很容易便有了钱，这也是这些军阀军费的主要来源，因为有税收，当地的百姓都得给他们钱，他们的钱积累的越来越多，也就成为了当地更大的统治者。

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终于可以当家做主了，大家再也不用担心军阀的出现了，现在我们可以放心的生活了，不必再担心有人可以统治着我们，可以轻而易举要我们的性命剥夺我们的财产了。历史上的很多军阀基本上都是控制着当地的生杀大权，可以说是一方的土皇帝。他们在自己控制着的地方拥有无限的权利，可以随时要别人的性命，而财政看起来是归 *** 所管，其实就是他们自己家的财务，他们就是把从百姓手中搜刮来的财物装进了自己的兜中。

《风云》中身受重伤的无名是如何击败东瀛十大气忍的？

《风云》中绝无神一直对中原虎视眈眈，二十年前，绝无神率领五千鬼叉罗进攻中原武林，但被一人阻拦在山海关，此人正是中原之一神话无名，无名以一人之力让绝无神与他的手下败回东瀛，回到东瀛之后的绝无神修练不灭金身，钻研拳道，力求提升实力，意图反击。

多年后，绝无神不灭金身大成，更创出一套威力强大无比的杀拳，且他创立的无神绝宫也已经成为东瀛之一大势力，羽翼日渐丰满的绝无神再次启动他日思夜想的计划，此时正逢风云击败了雄霸，天下会解体，剑圣力竭归天，中原武林只剩下无名一个人支撑。

其实以无名真正的实力，同样可以将现在的绝无神挫败，但绝无神利用了破军对无名的恨意，破军不择手段的行为，导致无名中毒，一身功力更是化为乌有，但无名因祸得福学会了剑宗最强武学万剑归宗，只可惜无名掌握此项神功时日较短，功力未得到恢复，与绝无神的交手中，无名身受重伤，在逃出后，无名调养期间被龙袖误会，中了他的毒药快意恩仇，虽然事后澄清，无名服下解药，但无神绝宫的追兵紧随其后，来的正是绝无神的左膀右臂东瀛十气忍。

十忍在刚出道之时为了扬名立万，挑战绝无神的不灭金身，结果被绝无神击败，绝无神要求他们要给自己做一件事，事成之后为他们开宗立派，但十年间，无神绝宫势力逐渐扩张，十气忍的功力亦增强不少，绝无神还是没有传唤他们，此刻入主中原，绝无神以十大气忍为杀手锏将他们一并带来，希望关键时刻有所利用。

面对功力强悍的十气忍，身受重伤兼毒性刚解的无名是怎么将他们击败的呢？且看冲哥分析。

一、万剑归宗的最后杀招

绝心得到万剑归宗后，因无法参详里面的内容，遂找到囚禁的无名，期间无名被绝心废功，无名在看到记载的四句口诀时，开始百思不得其解，但稍后，无名顿有感悟，为了中原武学流入东瀛，无名告诉绝心秘籍为假，绝心深信不疑。

回到地牢之内的无名一直钻研万剑归宗，因时间较短，无名虽领悟完全，但功力尚未恢复，无名以残血状态解救囚禁的中原武林人士逃离岳王庙。

万剑归宗博大精深，分为外家、内家两部分，外家强调修习剑招，内家分为万气自生和剑冲废穴两部分，所谓万气自生就是先自废武功，体内逐渐自生一股剑气，助其御剑、灵神疗伤、保其心脉，无名之前一直用的是万气自生，因为剑冲废穴太过霸道，无名一直没有施展，此次大战在即，加上无名还要保护龙袖父子，无名无奈使出最后杀招。

二、龙袖、宫本猛内力援助

无名虽然身受重伤，加上追兵赶来，且此战凶险万分，无名逼于无奈运起剑冲废穴的法门，所谓剑冲废穴就是吸取外人的功力贯冲废穴用以自保，亦可疗伤，更强的则是它的杀伤力。

眼看绝无神大弟子宫本猛发动的猛招将至，无名此时虽无内力，他让龙袖从后点自己的大椎穴，危急关头，龙袖不及多想点入无名大椎穴，刹那间龙袖顿感手脚乏力，原来无名吸走龙袖的内力，运劲于指，点开宫本猛的袭击。

原本以为无名已成为自己待宰的羔羊的宫本猛被眼前之景震撼，正错愕间，无名挺指戳其眉心，宫本猛功力瞬间被无名吸干，整个人犹如枯干般向后倒闭，无名道：“若非你咄咄相逼逼我们走入死路，我绝不想用其最后一诀。”

三、十气忍的战略错误

十气忍之前在岳王庙看到无名使出万剑归宗兴奋莫名，此次能与中原武林神话交锋，十气忍战意狂升，无名此刻虽吸取龙袖、宫本猛的功力，但现在只有三成内力，无名顿感压力。

此时如果十气忍采用分散作战打法，无名肯定束手被擒，但十气忍从开始的战略就部署错误，他们没加思索选择联手作战，只见十人鼓足内力，联手出击，九个人将内力传于一个人身上，十气忍将真气凝结成巨墙将无名包裹其中，本来十人以招式取胜，无名肯定不敌，但这十人却选择对抗内力，此间正巧适合无名的剑冲废穴，短兵相接的刹那，十气忍的内力顷刻间被无名汹涌吸取，一声令下，十气忍慌忙撤手，十气忍被无名诡异的武功震惊道：“这类似中原吸星大法那样的武功，但要比吸星大法吸得更快，武林神话果然难以捉摸、功力难测。”说罢，十气忍旋风般撤去。

综合上述，与绝无神对战后的无名功力所剩无几，加上身受重伤，又被龙袖趁机下毒，无名伤上加伤，面对来犯强敌，无名用出万剑归宗最后一诀剑冲废穴，无名刹那间吸取龙袖、宫本猛的内力为己用，以此对抗东瀛十大气忍，加上十气忍想以内力胜了无名，偏偏迎合无名剑冲废穴的法门，十气忍的内力顿时流向无名体内，十气忍眼见大势已去，落荒而逃。

辽沈战役中守锦州的是 *** 的那个将军

范汉杰

范汉杰，广东省梅州市大埔县人。幼年就读于梓里公学，广州理工学堂格致班肄业，广东陆军测量学校之一期、陆军大学将官习甲级之一期、德国陆军大学毕业。任广东陆军测量局科员，漳州工务局测量员。广东盐务缉私江防兵舰长。1915年入陈炯明粤军任排长、连长、少校参谋，援闽粤军第二支队营长等。1918年毕业于广东陆军测量学校，后任援闽粤军总司令部军事委员，兵站所长。1920年任桂军第三路支队长、司令。粤军第二军第六团副团长，之一师 *** 团长，粤军第六路少将司令兼三水县长。1924年春由邹鲁、刘震寰保荐报考黄埔军校，同年5月入黄埔学校之一期第四队，是之一期唯一获得将军衔的学员。毕业后返回粤军。1925年任粤军之一师一旅中校参谋、营长。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二十九团上校团长。1927年任浙江省浙东警备师师长，是黄埔同期最早升任师长的人。同年秋蒋介石下野，旋辞军职赴日本留学，后转赴德国学习和考察军事，1931年夏回国。1932年任第十九路军总部参谋处长、副参谋长。1936年1月授陆军少将，同年9月，由时任陆军之一军军长的胡宗南保荐，任之一军副军长。1937年夏任中央军校教育处长兼高等教育班主任。1938年4月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之一厅厅长，9月任第二十七军军长兼郑州警备司令。1942年1月任第三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6月任第三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当选 *** 第六届中央监察委员。1944年任之一战区中将副司令长官兼参谋长。 抗日战争时期先后参加“一·二八”淞沪会战、上海抗战和中条山战役。1945年1月陆大将官班毕业，3月授陆军中将。任之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参谋长。 国共内战时期，1946年任国防部参谋次长，徐州“剿总”副总司令。1948年任陆军副总司令，山东之一兵团司令官，热河省 *** 主席，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同年10月14日在辽沈战役锦州攻坚战中被人民 *** 所俘。1960年11月特赦获释，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和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1976年1月16日在北京逝世。

范汉杰1896年10月29日生于广东大埔县，其父乃乡间文人，任小学校长多年。范汉杰少年时在其父创办的梓里公学就读，1911年夏考入广东陆军测量学院第五期三角科天文测量班，1913年毕业后任职于广东陆军测量局科员，曾在东江、潮汕一带从事测量工作。1920年调任两广盐运使署缉私总稽九江缉私船管带，后又升任江平舰舰长。1923年转任桂军刘震寰部参谋、科长、支队长等职，官阶为上校。 1924年5月，黄埔军校创办。时范汉杰已从军多年，年龄也快30岁，对是否报考有过犹豫。当时正值之一次国共合作，范汉杰出于对革命的憧憬，还是去报考并轻松地被录取。黄埔一期生象范汉杰这般年龄的还有若干位，但带着少将军衔上学的仅他一人而已。 黄埔军校毕业后，范汉杰象其他毕业生一样，从头做起，在军中担任排、连、营职务，参加了讨伐陈炯明、邓本殷的一、二次东征。1926年夏，国民革命军挥师北伐，因范实战经验丰富，遂被提拔担任第10师第29团团长，为黄埔一期生中最早升任团长的三人之一。范率部参加著名的汀泗桥战役和德安马回岭战役。同年10月升任第10师副师长。 1927年11月，宁汉分裂。汉方之一军军长陈铭枢、第10师师长蒋先鼐投奔蒋介石，范汉杰也随之离开武汉转赴南京，深受蒋介石器重，被派往浙江担任警备师师长，成为黄埔一期生中最早任师长者。是年8月，蒋介石下野，浙江警备师被改编，范汉杰被调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部高级参谋。不久，蒋介石重新上台，即派范汉杰去日本考察政治，军事，接着又转赴德国，在德国多所军事学校见习，直到1931年“九·一八”后才回国。 本来，蒋下野使范汉杰改任虚职，并被视为蒋系人马而前途受挫，谁知，蒋下台时间短暂，当要送范汉杰到国外学习，范还有些介意，怕妨碍晋升速度。但事实倒丰富了范的从军资历，使他好长一段时间被视为 *** 军内为数不多的军事教育家之一，多次被委军事培训重任，与不少当过学员的军官建立了广泛的人脉关系，为自己的升迁奠定了基础。1945年3月，他被正式授予陆军中将衔，5月当选为 *** 第六届中央监督委员会委员，成为蒋介石嫡系中的心腹爱将。 因广东籍的因素和北伐时的渊源，1932年初，范汉杰被调任19路军参谋处长，参加一·二八淞沪抗战，后19路军又转驻福建，范担任国民 *** 驻闽靖公署参谋处处长。翌年，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率19路军发动反蒋抗日的“福建事变”，成立革命人民 *** ，将19路军扩编为人民革命军之一方面军，以蔡廷锴为总司令，粤军元老之一邓世增任参谋长，范汉杰任副参谋长兼参谋处长（当时高级干部中的潮汕籍有两位，一是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丰顺人徐名鸿，二是第六军军长、惠来人翁照垣）。当时闽方的兵力为：将原19路军5个师扩编为5个军共10个师，由沈光汉、毛维寿、区寿年、张炎、谭启秀分任军长，另将闽南的大田、永泰、永春、泉州地区的民军改编为第六军，此外，还有两个航空大队，号称近10万兵力，实则仅有兵员6万多名。 本来蒋介石对非嫡系的19路军就心存芥蒂。“闽变”爆发，蒋更为忌恨和震怒。六年前，蒋就敢于与原来的上司汪精卫以及众多 *** 前辈分庭抗礼，时至今日羽翼渐丰的蒋介石岂容第二个“ *** ”出现。他决心不惜一切可以采取的手段加以消灭。他仍采用其惯用的两手策略。一方面，自任“讨逆军总司令”，集结15万之众分兵三路，由军中高级将领蒋鼎文、张治中、卫立煌分任司令大举进攻；另一方面，派出在南京任职的原与19路军将领有故交的官员和以戴笠为首的特务，用高官厚禄、恩威并重的手段策反19路军人员，其中，被他赏识、提携过的范汉杰就是他拉拢的主要目标。 1933年12月中旬，蒋军大兵压境，闽方急商对策。开始，19路军将领多有分歧，有的主张御敌于闽北，将蒋军堵在福建外围；有的提出撤守闽南，以求背部广东老家和江西红军；有的强调应将兵力收缩，死守福州，以固元气。最后虽统一于第三种方案。但由于意见不完全统一，兵力转移迟滞，贻误战机，为兵败埋下种子。 起初，蒋军对闽方声称有6个军近10万兵力还有所顾忌，且战且察，步步为营，不敢长驱直入，但由于范汉杰掌握了军中的电报密码，范将这些密码密告蒋介石当局，被蒋军及时得悉闽方的军事部署和兵力实际情况。蒋军将计就计，采取分割包围，各个击破的战术，不到一个月，闽方全线崩溃。使曾在“一·二八”抗战中威震中外的19路军就这样被蒋介石彻底消灭。 范汉杰又一次受到蒋介石的嘉许，事变平定后，范汉杰被委为南昌行营中将高参，由于南昌是蒋围剿江西红军的大本营，蒋介石常驻于此，从而使范汉杰首次进入蒋的军事中枢。 “闽变”已成为历史，其功过以及其中内幕情节，史家评说纷纭，对范汉杰作为陈铭枢、蒋光鼐旧部，且为19路军福州军事会议的决策人之一， 公开没有对“事变”持反对态度，暗中却叛弃19路军，在道义上无疑是应当受到遣责的，但19路军发动“事变”，未能对军内高级将领进行广泛征询、甄别，而是将各级军官均一概归入革命队伍，这就为日后军队分裂埋下伏笔。第二军军长毛维寿投蒋，之一军军长沈光汉、第四军军长张炎动摇，作为同是蒋介石旧部的范汉杰暗中向蒋输诚就不足为怪了。在范汉杰被特赦之前，周恩来曾找来已担任国际委员会副主席的蔡廷锴做工作，周恩来说，当年19路军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能全部责怪范汉杰。蔡廷锴表示同意周恩来的意见。随后，周恩来将中央统战部写的把范汉杰在“闽变”中的行为列为罪恶的材料撤掉，使范汉杰顺利得到特赦。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经过两年多的鏖战，蒋军日见被动。1948年初，东北战局如箭上弦。在这紧要关头，范汉杰成为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先锋。7月，他奉蒋命将驻锦州、山海关的 *** 部队重新整编成新8军和新5军；9月被蒋任命为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上任之际，正是驻东北的 *** 军队已被我军分割压缩在沈阳、长春和锦州三个互不联系的孤立据点之时。当时蒋军的分布是：东北 *** 军主帅卫立煌率30万兵守东北中枢沈阳及周边卫星城市，副总司令郑洞国带10万军守长春，范汉杰领导1个兵团、4个军、14个师约15万人防守锦州，并维持着锦州通往关内的铁路交通。三个据点的蒋军虽被困，但他们在城内修筑工事、储备物资，还颇具一定的实力，而范汉杰节制锦州，担负着保护东北 *** 军咽喉的重任。 *** 以其高瞻远瞩、料事如神的战略眼光，果断地命令东北野战军负责人林彪、罗荣桓、刘亚楼，集中优势兵力，置长春、沈阳于不顾，急调精兵火速占据锦州通往关内的屏障塔山、黑山一带，死阻来援之敌，先打锦州，关闭东北大门，切断东北蒋军与关内傅作义兵团的联系，形成“关门打狗”的有利战略格局。 *** 的战略，使范汉杰成为辽沈战役我军重点攻击的目标。 1948年9月，遵照 *** 主席的指示，林罗刘调集东北野战军主力共11个纵队发起锦州战役。范汉杰这位被 *** 军界誉为文武全才、在抗日战争中还有多次胜仗记录的将军，在因倒行逆施而即将崩溃的 *** 反动派的时势中，显得无能为力，急电蒋介石、卫立煌派兵支援。蒋见局势严重，亲飞沈阳督战，专门派了一架直升飞机往锦州空投一信给范汉杰，询问他是否能将军队撤至锦西以利突围。此时的范汉杰坚持其顽固的反动主场，妄想负隅，他复电蒋介石表示坚守锦州，认为如能在锦州吸引住 *** 主力，则可以从关内和沈阳抽调两个兵团分南北夹击解围，进而可以与 *** 决一死战。 范汉杰的幻想被 *** 重磅的炮弹击碎。10月初， *** 各路纵队将锦州城死死围住，并用大炮不分昼夜轮番轰炸。范汉杰见大势已去，于10月14日黄昏，乘着夜色，携其太太与兵团司令卢浚泉、参谋长李汝和往城外逃跑。翌日，在离锦州城东南20多里的陈家屯一条小路上被 *** 俘获。 在东北 *** 军三巨头中，卫立煌是 *** 将领中为数不多的开明人士之一，抗日战争时期与 *** 八路军多有默契，合作良好，他亲任东北主帅是因陈诚败绩而被迫上架的，此行我党深知；副总司令郑洞国在其60军军长曾泽生起义后，主动命令部下官兵放下武器，使长春和平解放；范汉杰执迷不悟追随蒋介石，落得个被俘成为战犯的下场。 范汉杰被俘后，被人民 *** 关押改造12年，1960年11月被更高人民法院特赦。获释后在北京郊区红星人民公社园艺队劳动。1962年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委员，曾撰写了《锦州战役回忆》等文章。1964年任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1976年1月16日病逝于北京，终年82岁。后来，他在海外的子女回到北京，将放在八宝山的骨灰取出一半，带往台湾安葬。[2]

张作霖被炸死，为何老对手冯玉祥阎锡山十分懊悔，始终高兴不起来？

皇姑屯原本只是沈阳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然而自从1928年的一声炮响过后，它便成了中国人尽皆知的一个地名，因为这一声炮响可非同一般，它夺走了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生命。

1928年的6月4日清晨，张作霖因前线作战不力，不得不提前返回沈阳，让他想不到的是，日本人却在途中的皇姑屯车站里预先埋伏下 *** ，专等他来自投罗网。

日本人之所以一心要干掉他，就是因为在先前的谈判中，张作霖没有满足日方无理的要求，故而令对方起了杀心。皇姑屯事件发生后，张作霖被当场炸成重伤，并在几个小时后不治身亡。

张作霖死了，老对手冯玉祥和阎锡山却高兴不起来

虽然日本人是张作霖死亡的罪魁祸首，但如果不是北伐军把奉系逼得太急，导致奉军全线崩溃的话，张作霖也不会急急逃回东北老巢，日本人也就没有机会对他下手了。所以从根本上说，正是日军和北伐军的一次“默契合作”，才把张作霖赶去了鬼门关。

而在北伐军中，与张作霖同属老牌军阀的冯玉祥和阎锡山，则都属于核心人物。冯玉祥就是著名的“倒戈将军”，他曾数次背叛自己的盟友，先倒袁世凯，后倒段祺瑞，然后再倒曹锟和张作霖，仿佛谁坐大位，他就要倒谁，所以毫无疑问，在当时，冯玉祥是张作霖事实上的敌人。

至于阎锡山，虽然他一直试图维持“山西王国”的独立性，但在北伐战争中，他还是选择站在了蒋介石的一边，凭借其强大的实力，与蒋介石、冯玉祥以及李宗仁成为北伐军的四大核心。

然而诡异的是，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后，无论冯玉祥还是阎锡山，却都高兴不起来，反而对自己间接造成了张作霖的死亡而感到后悔，岂不是很奇怪？乍一看，确实如此，但深入了解那段历史，以及后来发生的事后，就不难理解冯阎二人的反常表现了。

狡兔死走狗烹，张作霖的死对冯阎二人弊大于利

冯玉祥和阎锡山支持蒋介石倒张作霖，其实是为了让两虎相争，他二人好从中渔利，所以活着的张作霖比死掉的张作霖更能为二人带来利益。

事实也正是如此，张作霖死后，其子张学良上位，没过多久，他便“顺应历史潮流”，率众归顺以蒋介石为首的民国 *** （东北易帜），北伐战争也就此结束，而中国也实现了名义上的统一。

张学良的归顺，让蒋介石兵不血刃地解决了当前的更大敌人，并从此羽翼大丰。正所谓狡兔死走狗烹，奉系军阀归顺后，冯玉祥、阎锡山等军阀就成了蒋介石新的眼中钉，因为他也不傻，知道这些人之所以跟他合作，纯粹是出于利益考量，而非真心归顺。

所以很快，中原大战开启，原本北伐军的三大核心冯玉祥、阎锡山以及李宗仁，联合起来与蒋介石进行对抗。

在这场对抗中，已经名义上归顺的奉系军阀就成了左右战局的扳手，张学良支持哪一方，哪一方就能获胜，而最终，张学良还是选择了支持蒋介石，从而导致三大军阀腹背受敌，并在蒋、张的夹击下土崩瓦解。

这样的结果，想必在张作霖遇害之初，就已经被老奸巨猾的冯阎二人预料到了，所以他们才会对张作霖的死感到后悔。要知道，以张作霖的个性和算计，是一定不会做出儿子张学良这一连串举动的，因为只有两边通吃，才是对奉系最有利的选择，而这也将在一定程度上保全冯、阎两大军阀的利益。

张作霖不死，日军入侵东北也没这么容易

从张作霖被日本人设计炸死就足以看出，他是日军入侵东北的一大威胁。故而可以想象，只要张作霖不死，日军入侵东北以及全中国的步伐就必然会减慢，而这对于冯玉祥和阎锡山来说，也是大有好处的，不知道这是不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冯阎二人对张作霖之死的惋惜。但总的来说，比起上面所说的原因，这个显然是次要的，因为以当时的局势来论，对冯玉祥和阎锡山威胁更大的是蒋介石，而非日本人。

军阀之间永远只有利益之争，而没有真正的感情可言。张作霖今天可以是冯玉祥阎锡山的敌人，明天也同样可以成为合作者，这种价值取向的转变，完全不存在道德方面的束缚，只需一念之间即可达成。

所以冯玉祥和阎锡山不会像小孩子过家家那样为张作霖的死而感到高兴，恰恰相反，他们会因为局势的发展变得自危，从而对间接造成这位老对手的死而产生悔意。

为何当权力被一个人给控制的时候，结局通常都是被架空？

“名分”这种理念的源泉是孔子的《春秋》。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和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在名分观点上，继承发扬了孔子的思想。“名分”，可以说是儒教理学中的代表思想，在这样的理念下，中国维持了数千年的文明。古代中国人十分讲究名正言顺，因为，那时候“名分”才是权力的合法性来源。

譬如：古代的“一夫一妻多妾”制度，虽然，一个男人可以有许多的女人，但是，正妻和妾室却有实质的不同，男人的原配通常享受使唤妾室的权力。即便如此，实际情况可能会与之有所出入。因为，有些貌美的妾室会借助自己的外貌优势，从而，获得丈夫给予的特权。

甚至，有时候妾室的权力会越过原配在家中享有支配的权力。

妻妾在家中争宠、争权，而臣子又何尝不是在官场上争权、争势呢？

因为，帝王在权力的分配方面，也遵从正室搭配偏房的结构。这里的“正室”指的是：以宰相为首的官僚体系。这些人，基本上算是国家权力的 *** 人。但是，帝王为了避免一家独大，便会在“正室”之外另起炉灶，让“偏房”代行自己的权力。

那么，官场上的“偏房”又指的是什么人呢？

在《清稗类钞》中，收录了晚清大使郭嵩焘的一篇史论：

“汉、唐以来，虽号为君主，然权力实不足，不能不有所分寄。故西汉与宰相、外戚共天下；东汉与太监、名士共天下；唐与后妃、藩镇共天下；北宋与奸臣共天下；南宋与外国共天下；元与奸臣、番僧共天下；明与宰相、太监共天下；本朝则与胥吏共天下耳。”

郭嵩焘列举的这些与君王共事的人物，基本上都可以纳入隐形权力集团。在表面看来，这些人并没有治理天下的权力，但是，其却凭借与权力核心的紧密关系，实现对朝政的长久把控。他们相较于正统的官僚系统，显然就是因为受宠而得势的“妾室”。

“独裁专制”虽然是对古代帝王权力的综述，但是，具体的情形却与之有所不同。因为，从汉代以来，除了一些才华出众的帝王能独立处理朝政事务之外，基本上，皇帝独裁的情况是不多的。像郭嵩焘说的那样，虽然称作君王，却没有独裁的实力，所以，并不能有所区别。

然而，出现这样的问题，则在于权力被谁“分寄”。

皇帝与宰相一同治理天下，其实，也是很正常的制度安排。因为，君主向来都是国家权力的行使者和象征者，但是，却没有必要事事亲力亲为。而朝中的宰相作为首脑，他的责任就是辅佐天子，处理政事，基本上什么事情都要管，这也是明代之前确立的正式制度。

宋朝曾有一位官员对皇上说：“权归人主（皇帝），政出中书（宰相），天下未有不治。”可以说，宰相的执政权力是由国家的制度所赋予的，它也是被正统所承认的。所以，若有君王故意绕开宰相发号诏令，则被认为是一种违背制度的行为。

因此，用古人的话来说：“不由凤阁鸾台（宰相机构），盖不谓之诏令”；这样的“诏令”甚至会受到臣下 *** ，“凡不由三省（宰相机构）施行者，名曰斜封墨敕（非正式文件），不足效也”。

可见，帝王和宰相的权力是相辅相成的，这种权力分配制度也是合法合规的，所以，西汉时出现与宰相共治天下的局面，也是不足为奇的。

但是，有一种情况却不正常，即：与外戚共治天下。

要知道，外戚依赖的，不过是其与统治阶级的特殊关系。由私人关系衍生的权力，其实，算是一种制度之外的隐形权力。若将宰相统领的官僚集团比作帝国的“原配”，代表正统的权力体系；那么，外戚这种隐形权力便是帝王的“妾室”，算是一套没名分的“副权力系统”。

“正室”与“偏房”共存局面的出现，最初是由汉武帝开启的。当时，刘彻自视能力很高，不愿意事事经过宰相，便直接将宫内的宦官、外戚、尚书等组建成了一个“内朝”。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内朝”便将“外朝”这个正式权力机构的代表架空。

从正式名分来说，当时的内朝组成人员并没有什么权力执政，甚至，其中的一些人还并不是朝廷任命的正式官员。但是，这些人却因为被帝王视为亲信，所以，不仅能提前预知政事，连隐形的权力都特别大。有时候，内朝的权力完全能够与外朝对峙，甚至凌驾于外朝之上。

但是，内朝的权力无论多大，其终究是一个没有名分的“妾室”。也正因为其权力缺少合法性，所以，只能紧紧依附帝王，依靠他们之间的私交来维持权力。而这，不仅使得内朝人员特别听从皇帝的指挥，还使汉武帝实现了自己独裁的目的。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曾经一手扶持起来的内朝，居然也有不听话的一天。在刘彻去世之后，国家理所当然的出现了外戚干政的情况。最终，西汉葬送在了外戚王莽手中，这也是历史的诡异之处。刘秀在建立东汉后，他充分吸取了西汉外戚干政的教训，通过设立“尚书阁”来架空三公的权力。

之后，一切的命令和诏书，都需要经过尚书台来禀告皇帝，并最终由皇帝决定。当时，人们称其为“虽置三公，事归台阁”，这种分配权力的模式，其实，也是在“正室”之外另设“偏房”的手法，最后，皇帝再借用“偏房”实现独裁专制。后人评价“两汉政出于二”，无论西汉还是东汉，基本都是复式的权力结构。

但是，这种“政出于二”的权力结构，也是两汉的更大问题。同当初刘彻组建内朝的初衷一样，光武帝也建立了尚书台这个“偏房”权力系统。刘秀的本意是要遏制，甚至摆脱正式权力体系对皇权的控制和威胁，但最后，却是闹剧再次上演。羽翼日渐丰满的“偏房”，最终，还是脱离了主人的操控。

光武帝死后，其曾经建立的尚书台，却没有如他所愿控制正式权力的扩张。在东汉后期，豪族及外戚等权势大臣，纷纷用“录尚书事”的幌子进入了尚书台，最后，垄断了朝政。

建安元年，曹操通过“挟天子以令诸侯”接回了汉献帝。他当时做的之一件事情，就是让皇帝赐给自己“录尚书事”的权力。倘若君王想要夺回自己的权力，就必须另外扶持一个“偏房”，也就是所谓的副权力系统。东汉后期的朝堂，基本上是宦官和外戚轮流干政。

东汉的皇帝与臣子为了权势争斗不止，但最后，却是权臣取得了胜利。东汉最后被门阀和权臣瓜分殆尽直至颠覆，之后，唐代的君王们为了限制正式权力系统，便另外设立了宦官干政。但是，这些“偏房”就像不可逆的程序，一旦开启便无法回头。唐朝末期的宦官，手中掌握的权力越来越大。

这些宦官不仅凌驾于正式权力之上，甚至还操控帝王的废立生杀，可谓是权势滔天。一直到宋朝，正式的权力系统才得到应有的尊重。因为，宋朝并没有设置所谓的“偏房”，像宦官、外戚以及亲信等隐形权力群体的发展都受到了相应的遏制。当时，即使是天下之主皇帝，其在处理政事时，也不能独裁专制。

南宋时，曾有一个内廷国手向宋孝宗求官，但当时的官职却不是皇室私有，所以，随便授予别人是违背制度的。这个国手的意思是求皇帝法外开恩，但是，宋孝宗却回复：“降旨不妨，恐外庭不肯放行”。便让他去求宰相，但宰相，却是“坚执不从”。所以，宋孝宗最后只能哀叹一声：“书生难与他说话！”

这个所谓的国手每天都陪宋孝宗下棋，所以，他和皇帝的私交特别好。按理说，这样的情况，国手赵鄂应该拥有一定的隐形权力，但是，因为宋代的权力分配比较健康，所以，皇帝也并不敢随意破坏这种权力结构。但遗憾的是，这样的局面却没有维持多久，宋朝的天下便被忽必烈给“共掉了”。

至此，皇帝对正式权力系统尊重的局面不再出现，最后，宋朝也难逃“共”天下的圈囿。之后，到了明清时期，朝堂之上又出现了宰相、太监及胥吏共同治理天下的尴尬局面。

从汉代开始研究，我们不难发现：设立“偏房”，继而架空“正室”的权力，并最终借用这种隐形权力集团控制正式的权力系统，其实，已经成为了帝王意图独裁的不二 *** 。

那么，为何帝王们上位后，都急不可耐地要设立“偏房”来对付正式的权力系统呢？

其实，这是因为从汉唐至明清这一段时期内，中国还未形成现代化的政治体系。所以，向来至高无上的君 *** 力，被复杂又呈现科层化的官僚系统所制约。这种官僚体系越是完备，帝王权力经过的分流程序就越多，其自然享受不到至高无上的专断 *** 。

于是，这些帝王们往往特别热衷于越过这些复杂的官僚权力系统，继而建立属于自己的“偏房”。之后，这些由亲近的臣子及外戚等组成的非正式权力体系，虽然，非常的简陋，但是，却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帝王的权力野心。

但帝王们通常容易忽略的是，这些非正式的权力容器，也会随着时间和帝王的信任渐渐固化，从而，成为同正式权力体系一样的存在，而且，这种“偏房”常常会反过来分化帝王的权力。换句话说，就是“偏房”掌握权力越久，其就会慢慢演化为“正室”一般的存在。

像汉代的尚书，其本来是帝王的私人秘书，但到了唐代，却成为了正式的宰相机构。虽然，后世的君王们为了手握权柄，依旧不断设立类似“偏房”的权力容器，但不变的是，历史仿佛给那些独裁的皇帝下了魔咒，这些权力容器最后都重蹈了覆辙。

曾经坚持“大权不可旁落”的帝王，可能永远不会明白这个道理，那就是：

“分散在官僚系统内部的权力，虽然不容易被皇帝摆布，但是，政权的颠覆可能性却并不高。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坚守着名分的界限，并且，持续受到规范性和程序性的控制；‘偏房’与之相比，虽然，拜托了正式官僚体系对君权的控制，但是，若一旦失控，便会出现颠覆性的局面。”

很好的例子：西汉皇帝刘彻妄图设置内朝削弱宰相之权，可后来，内朝中的外戚不仅操控朝政，还颠覆了西汉；东汉光武帝将三公闲置，独独依赖尚书台，但最后，尚书台的领头人却“挟天子以令诸侯”；明朝的朱元璋则干脆取消宰相，启用内阁，但是，这个“偏房”却培养出“九千岁”这个权力怪胎。

帝王想要借“偏房”独揽大权，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越是高度集中的权力，越容易被隐形权力集团窃取。只要皇帝软弱，抑或懈怠不理政事，国家的政权便会立刻落入这些“偏房”手中，我们姑且称之为“偏房的陷阱”。而这，也是为什么历代接连发生近臣颠覆朝政的根本原因。

郭嵩焘认为：“汉、唐以来，虽号为君主，然权力实不足，不能不有所分寄”，实际上，独裁者根本不能忍受权力被分流，但是，他们却缺乏长远的考虑，更看不到独裁专断的陷阱。所以，最后其与“偏房”共天下，乃至被“偏房”毁了天下，也算是咎由自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