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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节什么时候开始在中国流行的(圣诞节流行于中国的原因分析)

感人至深,泪奔。他们用转发“马化腾生日”和“老中医十个忠告”的宝贵时间,投入了捍卫传统文化的伟大事业。每一个在这两天把“ *** 圣诞节”转发到朋友圈和微信群的人,都觉得自己为抗拒西方文化侵蚀做出了莫大贡献。

要不是这些民族的脊梁,年轻人不知道把国家搞成什么样子了。

话说当年,圣诞节初进中国,也还是有竞争对手的,那就是中国人非常重视的冬至日。至今仍有俗语“冬至大过年”。竞争的结果显而易见:圣诞节完胜。

那么圣诞节是靠什么

胜出的呢?

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的圣诞节气氛也这么浓?

你过你的圣诞,我过我的冬至

1868年12月25日,视知的老朋友、时在英国的张德彝,在记事本里写下了一段话,

“是日,系西历十二月二十五日,为耶稣诞辰。铺肆关闭三日,家家食牛肉李子饼。男女相见,各道‘欢喜圣诞’”。

大伙知道,此日即是今天所熟知的圣诞节。

不过在近代中国,圣诞节早先也只是在港口城市,例如上海等地的外国人中流行。19世纪80年代的新闻报道,一般说这是洋人搞的“遣兴之举”,参加者也不过数百人而已。随着沿海口岸逐渐“被开放”,满大街的教堂、外国人逐渐增多,这个洋人的“Christmas”,慢慢被中国人民熟知。

它的叫法初始并没有得到统一,五花八门。除了像张德彝所说的“耶稣诞辰”、“圣诞”外,其他如“耶稣生日”、“耶诞”、“耶稣圣诞”、“耶稣圣诞节”、“耶诞节”的称呼也不鲜见。1877年圣诞节,出洋的高级外交官郭嵩焘,就在这天记载说,“ 西历十二月廿五日,为耶稣生日,遂以是日为大节”。

一开始,中国人民并不理解洋人的“Christmas”,还把它当成是老外的“冬至节”。

为啥?除了日期接近,两个节日的欢乐程度也是一样一样的。

冬至本就是个热闹的庆贺节期,也是一年中最长的夜,宋代有书记载,

“冬至之始,人主与群臣左右纵乐五日,天下之众,亦家家纵乐五日,为迎日至之礼”。(陈元靓《岁时广记》,卷38《冬至·迎至日》)

苏南一带的冬至风俗,则这么说,

“先日,亲朋各以食物相馈遗,提筐担盒,充斥街道,俗呼‘冬至盘’。节前一夕,俗称‘冬至夜’,是夜,人家更速燕饮,谓之‘节酒’。……家无大小,必市食物以享先,间有悬挂祖先遗容者。诸凡仪文,加于长节,故有‘冬至大如年’之谚”。(顾禄《清嘉录·桐桥倚棹录》)。

无怪乎中国人民会产生这样的错觉。

你的圣诞,就是我们的冬至嘛

有了这样的错觉,1873年年末,《申报》在报道外国人庆祝元旦时,除了将圣诞节视作“冬至”外,连带把西方人的12月31日看成中国的“除夕”,也就毫不奇怪了。

文章说“今日系西人除夕,桃符万户,明日即元旦矣。筵开玳瑁,酒泛屠苏,将与初六日西国冬至同一兴高采烈”。

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的圣诞节气氛也这么浓?

十三年后,在美国过节的驻美外交官张荫桓,对此做了一番理论解释,说用中国的历法来推算洋人的圣诞节,总是在冬至节后的第三天,过新年又在冬至后的第十天,这样看来,洋人的节日似乎是以我们的节日为准。

总结到最后,张荫桓认为,“中朔有定,西历靡常,或曰闰月、重日之说有所参差,何以西族给假度岁之期衡以中历则不爽,固知声教之遐被矣”,还是我们中土的文明

程度高啊!

如此意淫圣诞节,就有明理人实在看不过眼,登报称外国人并没有中国的冬至一说,12月25日是彼等信仰的耶稣降生的日子,所以这天的节日最重。

这篇文章顺带科普了中西历法的知识,解释说中西历法都有不同的发展道路:中历每一年以月为准,而二十四节气,仍然依照一日来推。碰上需要置闰的年份,一年就要多出一月。所以像冬至,在农历年中本无定期,日期有早有晚,早至十月底,晚至十二月初。

西历每年、每月均以一日为准,全年365天,每四年置一闰日,一般二月为28天,碰上闰年(例如2016年)则是29天。

现在欧美国家,包括日本都采用了西历,而像中历,在发展过程中误差较多,后来还是借鉴了西国历法,“推算精微不差累黍,故与西历若合符节”。所以,现在大家把圣诞节,定为外国的“冬至”,真是不过脑子,“以为准迟三日而定为节期,是可怪焉,是真不思之甚矣!”(《论中西历之所以不同》,载《申报》,1886-12-26》)

要说历史的惯性总是强大的,要改变“外国冬至”、“西国冬至”的说法,任重而道远,这需要时间。

圣诞节如何打败了冬至?

等到了清末最后十年,情况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你过你的节,我也过你的节”的状况。

有报纸说,1898年圣诞节,在上海虹口的一天主教堂,参加的人数就达到三千之多,当时的报纸都惊呼,“不可谓非一时之盛事也!”越十年(1909年),报刊就开始感叹中国人的喜欢热闹,说“初十日为中国冬至,马车络绎前赴张园者不知凡几。昨日为西国冬至,马车络绎前赴张园者又不知凡几。中国人真不肯辜负良辰佳节哉!”

其实,说中国人爱凑热闹,只是圣诞节流行的一个因素而已。这个节日受中国人民所待见,离不开两点因素:一是自身的世俗化的努力;二是商家的推销。

民国初年,上海教会组织就在圣诞节前后排演滑稽剧、音乐演出,搞文艺 *** ,还有圣诞老人派礼物。中国人民爱看热闹,很快就咸与维新。到20世纪20年代,在上海的圣诞节就不单单是外国人和教中人士所参与的“PARTY”,连一般的普通民众也能与之同乐了。

当时基督教青年会的组织负责人吉尔达(J.H.Goldart)感慨地说,早先圣诞老人只光临西方国家,现在与中国老百姓欢喜结缘;圣诞老人所得到的礼遇,“日形隆盛而新奇”。

一位名叫罗运炎的,在报纸上刊文由衷地说,

“所以基督圣诞四个字,似乎已经弥漫了基督徒与非基督徒的心坎,真可称得起‘普天同庆’了”。(《基督圣诞精神》,载《申报》,“申报星期增刊·圣诞号”,1920-12-19)

与欢乐的节日相配的,则是圣诞节染上了商业的气息。作为典型符号的“圣诞老人”,被商家开发成了商品的代言人。20年代有一家马玉山公司,从12月初开始,直到圣诞节结束,连续在《民国日报》上打了二十来天的广告,那画风是这样的:

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的圣诞节气氛也这么浓?

● 马玉山公司阳冬礼品广告,载《民国日报》,1920-12-25

同期,在《申报》上打玩具广告的中德商店,说送玩具给孩子,不仅能够培养他们的好奇心,还能培养其坚韧的信仰,对于国家和社会大有裨益。还说不管是基督徒,还是非教中人士,都应该送礼,“因购礼物馈送亲友,其原因欲以联络感情,至应时守礼,初非主要也”。

于是,圣诞老人一下子又变成了商品的推销员:

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的圣诞节气氛也这么浓?

● 中德商店广告,载《申报》,1923,1923-12-24日,第15版

在世俗化和商业化的双重夹击下,在上海欢度佳节,圣诞节已隐然压倒了中国传统的冬至节。30年代,那位被陈寅恪赞誉诗文写得好的黄濬,就已经叹息两个节日的此消彼长了。

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的圣诞节气氛也这么浓?

● 黄濬(1891—1937),字秋岳,福建福州人。诗文写得好,珍爱传统文化,后来做了汉奸

他说,往日的风俗习惯,冬至日应该送鞋袜给公公婆婆,可是现在的人们只知道有圣诞节,不知道有冬至,“但知有圣诞老人赠儿童玩具之袜,乃至新妇多不愿有舅姑,遑论有献袜乎?”,搞不好的话,“冬至之名,将幸托耶稣以存”。(参见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

到了民国后期,一位笔名上官大夫的撰稿人,奔波于上海、香港、桂林、重庆等地,每到冬至前后,看到的满眼都是西方圣诞节的景象,他禁不住心生感触,投稿发文说,

“说来奇怪,自从有了‘外国冬至’以后,原有的中国冬至便从此淹没不彰,每一个中国冬至都在不知不觉中过去,而每一个‘外国冬至’却没有一个不是狂欢的日子”。(《冬至当然外国好 葡萄美酒夜光杯》,载《申报》,1946-12-25)

这就等于承认,圣诞节这个舶来品,在中国的大城市里,已经成为中国人民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

建国后,人民 *** 推行了一套不同的治国政策,对于资本主义文化的清算非常彻底,结果,不单单是“外国冬至”的名号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而且作为狂欢的“圣诞节”也退出了人民群众的公共生活。直到改革开放,圣诞节才重新回到人民群众的视野里。

顺便说一下,从《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算起,基督教文化在中国已经1300多年了,比《弟子规》长1000年。文化保守主义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呵呵。

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的圣诞节气氛也这么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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